票证是什么？有哪些作用？

在我的私人档案袋里，一直珍藏着许多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化肥票······

有时候闲下来，把玩儿一阵，端详一番，许许多多有关票证的往事便浮上心头，展现在眼前。

那个几乎处处充满票证的年代哟！

从1955年开始发放票证到1993年彻底结束，中国人经历了长达近40年的、令人难忘的、伟大的票证时代！

这里的票证，包括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糖票、化肥票等等，五花八门的商品购买凭证。平时，人们买东西，除了要带钱之外，还要带“票”。“出门没票，寸步难行”，当时老百姓把票称之为“命根子”，票证俨然成为了“第二货币”。

“一张粮票难倒英雄汉”，是那个时代许多人曾经历过的尴尬，不仅普通百姓，就连名人学者甚至共和国总理也是无法避免的。1962年秋，周恩来总理请张爱萍、钱三强、邓稼先等“两弹”研制的领导、专家谈工作，而后请他们吃饭，每人一块油饼，一碗烩菜，中间一个砂锅里面有几个肉丸子。尴尬的是，饭后，秘书难为情地对大家说：“总理请客是自费的，但粮票是定量的，没有多余的粮票，所以请你们每人交二两粮票吧。”

可见，从高层到民间，票证无处不在。

在很多时候，没钱买不到东西，但是，有钱而没有票，同样买不到东西！

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有时候，没有票儿，钱，不一定很灵！多么可笑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呀！

在我的印象中，与农民息息相关的有两种票，一是布票，二是糖票，三是化肥票。

先说“布票”，那时不分大人小孩儿，每年每人限发一丈六尺布票，也有一丈六尺半的，供买布用。

供销社独家经营，个人凭布票买回布料，回家自己剪裁，自己缝制。那时很少有成品衣服出售。布票能买卖，谁家出嫁姑娘做被褥，做嫁衣，布票不够用，就买别人的。票面一尺的布票，花一毛钱或者一毛五就能买到。

好在那时候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利用晚上和雨雪天拼命地纺线织布，用农家的手工粗布填补布票买布的不足。略有剩余，就拿到农村集市上或者县城里去卖。

但是，市场不开放，这属于违法行为。只好偷偷摸摸，暗中联系，想买的和想卖的，神色不一样，可以凑过去，左右看看有无市场管理人员，然后跟着卖主拐弯抹角去一个隐蔽处进行交易。 我的妻子做姑娘时，曾经带上一卷儿粗布去单县县城出售，但不敢公开，而是送货上门，问人家买不买布。有买的，主人关上外门，去屋里交易。

没想到，后来在这陌生的县城转来转去，竟然转到工商所门口去了，这真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啊！

她被管理人员一阵好追，妻子年轻，后边的拼命追，前边拼命跑。还好，终于甩掉了“尾巴”。但再也不敢再待下去了，十分扫兴地返回家来。

妻子后来说：看来，哪部门都有一个儿子上班儿就好了。供销社有个儿子上班，没票也能买上红糖、洋布（相对粗布而言）；工商所里有儿子上班儿，卖布就不会让人家追得丢盔撂甲·····

妻子曾经亲眼见到过这样一幕：在农村集市上，街口处，有卖炒花生的。他们在路旁铺上一块带补丁的包袱皮，上面放着几斤炒花生，手里提着一杆带有盘子的小秤。一旦管理人员突袭，来人就会扯起包袱皮的一角，哗啦啦一声扬起，炒花生撒了个遍地都是，接下来抢过卖主手里的那杆小秤，弯起一条腿，将小秤杆垫在膝盖上，“啪”一声折断，再不就是带走没收。

正因为人们要穿衣，穿衣要买布，买布要凭票儿，票不够用，身上的衣服只好缝缝补补继续穿下去。那时候农村的男女老少穿的衣服上几乎都有补丁，尤其膝盖、肩膀和屁股上。当年流行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顺口溜，正是现实的真实反映。

再说糖票。糖票也是与农民关系密切的一类票证。产妇生孩子，坐月子离不了红糖和小米。产妇坐月子吃红糖，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识。

小米好说，生产队里种些，分一点，给产妇留着就行了。红糖的问题可不好解决，因为要凭票购买。红糖非常好，它里边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富含钙、铁，它的钙是白糖的三倍，铁是白糖的两倍。红糖里的叶绿素、叶黄素、胡萝卜素都有，它没有被处理过，而白糖是被处理过了。

红糖味甘性温，有暖经作用，可以活血祛瘀。

产妇喝红糖水能散寒止痛、健脾暖胃，有利于子宫收缩复原，排出产后宫腔淤血，促进乳汁分泌。

产妇在分娩时，精力和体力消耗大，加之失血，产后还要哺乳，红糖含有铁、钙、锰、锌等微量元素，对于产妇恢复体力有帮助。

红糖水利尿，能减少产后尿潴留的发生，并能有效地预防产妇尿路感染。

1972年，妻子的娘家侄儿出生时，买不到红糖。供销社有，但要凭票购买。有钱没票白搭。

当时，几乎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求到了，仍是买不到红糖。最后往黑龙江的一位亲戚家写信求助，给邮寄来了二斤白糖。至于这二斤白糖对方是咋买到的，就不知道了。

化肥票的出现比较晚，是农村分地之初发行的。分地后，庄稼人越来越舍得往地里上肥料，除了土杂肥照样施之外，化肥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供不应求，想多买，没有。农民卖了棉花后，供销社发给少量的化肥票儿，杯水车薪，根本满足不了需求。

当年，我在一所农村高中任教，学校与高老家供销社、曹叵集供销社以及郭村供销社等都曾达成过协议：可以降低录取分数线照顾他们几个学生入学，但他们要卖给老师一部分化肥（老师中，农村有地的占多数）。于是，每个老师能分到五十斤尿素或者“二氨”（磷酸二铵，又叫黑化肥）。

老师们的这点优势，让没有门路的普通农民眼热不已。至于粮票，远没有以上三种票证跟农民的关系密切。

就粮票而言，当年它实实在在标志着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那时候只有非农业户口的人才常常拥有它。地地道道的农民，别说拥有他，甚至难得见它一面。因为他们不外出开会，不出公差，不去饭店吃饭，赶集上店，办完事，饿着肚子回家来吃饭就行，用不着粮票。偶尔赶集或进城想进饭店吃饭，没有粮票，只能干瞪眼，最多喝一碗酸辣汤之类。

你想到市场上去买么？市场管理很严。在集头上，墙角处，偶尔有一两个农妇，神神秘秘地左顾右盼，一只手在衣裳襟底下藏着，一只手在外边捂着，遇到有人从身边路过，赶紧凑过去小声问：“买馍不？”见你犹豫，马上掀开衣襟，露出半个雪白的馒头，并低声说：“大哥，摸摸热不，捏捏暄不？看看白不？”

这几句话，后来当成笑话流传下来，因为她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女人的两只乳房来。

记得1977年参加高考。我领到录取通知书，上面要求带户口和粮食关系，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就要成为非农业户口和吃粮票的人。

正式与粮票打交道，才知道他其中含有70%左右的细粮（白面），30%是粗粮（对小麦或者白面以外的粮食的统称）。我不仅好生奇怪，这所谓的粗粮竟然没有地瓜干儿！我至今不明白这地瓜干儿究竟属不属于粮食类。庄家人常年以它充饥而且半饥半饱，不想吃，也得吃。如今把小麦或者白面以外的粮食都归为粗粮，在庄稼人看来，别说30%是粗粮。就是百分之百是粗粮（不吃地瓜干），那实在是年年梦寐以求的日子。粮票有全国通用的，也有本省通用的。如果出省的话，就得换全国通用粮票，否则，人家不认这壶酒钱，你照样饿肚子因为粮食都是定量供应的，所以那时城里人最尴尬的就是家里来了客人。

城镇居民相互间走亲戚，有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就是自己带粮票上门儿。但许多农村人并不了解这个“潜规则”，他们经常会碰到城里的亲戚不留自己吃饭的尴尬局面，即使留下吃饭，也往往不能放开吃，吃不饱。这也就是城里人一度落个“小气”、“抠门儿”的原因。

油票，与农民的关系也不大。生产队里的棉花面积比较大，交了棉花，返还的棉籽油，再分给社员，这就是一年的食用油。我端上“铁饭碗儿”之后，不但与粮票打交道多了，而且还见识了“油票儿”（这是农民所没有的）。

每月可以领到3～5两食用油。对于吃工资的人们而言，当时动辄就有四五个孩子，所以这点油根本不够吃，碰到凭票买肉的机会，主妇们都会凌晨赶去排队，为的是排在队伍最前面，从而能买到带肥肉的部位，带回去能多炼油，缓解一下食用油紧缺的局面。除此之外，吃工资的人每人每月还能领到3～5两的肉票，在当时可是大宝贝，每次炒菜只能放一点点肉，由此导致当时人们普遍营养不良，情况严重的还得了浮肿病。 农民养了猪，原则上要求必须统一卖给食品站（每个公社都有一处）进行宰杀。可是，到你买肉的时候，又必须有肉票。农民哪有肉票呀！没办法，到了年下，有的社员只好偷偷摸摸地在村里杀上一头猪，供自己，也供乡亲们买肉过年。

当年，肥肉是抢手货，又叫“礼肉”，与现在喂过“廋肉精”的猪肉比起来，那肥肉层厚很多。煮熟后，肥肥的肉块，实在是香！少吃多香，因为只有年下能吃上几块肥肉，平时很难吃到，所以没听说过有谁患上了“三高”的毛病。

人们很羡慕在供销社和食品站上班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买糖，扯布，买肉都能占到便宜。要不，那银环妈也不会说那句“就是当个服务员，也比农民强得多。” 农民，无论哪个朝代，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谁都离不开他，谁都又看不起他，谁都能拿捏他。就是现在也是这样，你领了种粮补贴，好吧，马上化肥农药种子和收、种的费用就涨价！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实在不如站柜台的服务员或营业员！充斥在人们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各种票证，被视为第二货币。当年，钱少，加上许多东西又要凭票购买，这就限制了人们的购买力。

如今的年轻人不免要问：为什么要这样限制？

答案是唯一的：物资匮乏！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现像。

但是，淳朴的民风，火样的激情，冲天的干劲，无私的风格等等，也是那个时代突出的表现！

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1963年夏天，大寨遇上了特大洪水，整个寨子遭到毁灭性打击。房屋良田全部被毁，村民失魂落魄不知如何是好，直到陈永贵急匆匆从县里赶来，村民才像见到亲人般哀嚎痛哭，捶胸顿足。

陈永贵望着被毁坏的村子暗自咬牙，行动上却呵呵直笑，拱手给各位乡亲道喜。大家边哭边问，有啥可喜的。

陈永贵解释说：这事如果放在解放前，住那土窑洞，咱们都得被淹死砸死。现在大家都好好的，啥事没有，还不值得道喜嘛？陈永贵又说道：人没事，咱就不怕，凭借着咱以往的经验，还怕建立不起个新大寨？

山西省委和昔阳地委决定给大寨拨款送物资。然而，一无所有的大寨拒绝了组织的扶持，并表示：年终该交的粮食一粒都不会少。

1963年下半年，大寨人民经过几个月的苦干，粮食年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20多万斤。上交给国家粮食12万斤！不但没少，反而大大多于上年！

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河南林县人民，勒紧裤带，吃着粗劣的食物，睡着四处透风的窝棚，红旗渠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十年，硬是在悬崖绝壁上建造出“人间天河”，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高达54万亩。红旗渠参与群众7万多人。历时近十年，先后有八十多位干部和群众献出生命，最小的才十七岁！

吴祖太是红旗渠工程的总设计师，接到任务后，他不畏艰险，坚持在前线勘测地形，设计方案。工程期间，吴祖太的母亲因病去世，妻子为了救人也牺牲，他仍然坚持奋斗在红旗渠工程的第一线。1960年3月的一个下午，王家庄隧洞的洞顶有裂缝，不断地往下掉土块和石头，吴祖太进入洞内察看，不幸的是，洞顶坍塌，他被巨石砸中，失去了年仅27岁的生命！

别了，曾经的票证年代！

保留下来的许多票证，成了文物，它见证者那段不寻常的历史！

今天，我们终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但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将会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日子！